起来，落座后，佣人端上了茶水和年糕，我们边吃边聊，充满了春节闲话的情调。

    以往的蒋夫人给人的印象，除了雍容华贵之外，更有许多传说把她描绘成一个善于争权夺势，热衷于政治的女强人。在采访之前，我特意准备了几个和政治有关的问题，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她对这样的问题显得不够熟悉，而且我发现她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刻意装出来的，她的确是对这样的问题不感兴趣，她是一位受到美国文化熏陶极深的上层女性，养尊处优的生活，使得她并不醉心于政治。这是她当时给我的印象。

    我虽然觉得她对政治感到乏味，但她的年糕却非常好吃。我一边吃年糕，一边听她谈话，吃完了，我不禁赞美起年糕的味道，听我这么说，她又非常热情地把自己未动过的那盘年糕让给我吃。

    接着，我又向她提出了三个我觉得她一定最了解，也最乐于回答的问题：一、留学应该在大学毕业之前，还是在大学毕业之后；二、应该进入大大学，还是小大学；三、应该进女校，还是男女合校。这些问题果然引起了她的兴趣，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起自己的见解。

    她认为留学早晚各有利弊，结果如何也是因人而异。她自己出国时还不到9岁，大学毕业后返回国内，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。回国后她急于服务社会，但宋太夫人认为，在服务社会之前必须先了解中国，因而为她聘请了一位老先生教她日日背诵古文，虽然当时颇以为苦，但是终身受益不尽。她认为大学毕业前出国的好处是，容易适应环境，接受新思想、新知识比较快，坏处是可能认为外国一切都好，忽视本国文化的价值。相反，大学毕业后出国，往往难于适应，结果除去课堂之外，很少和当地社会接触，这是一种巨大的损失。

    为了弥补这种损失，她主张留学的第一年最好先进入小大学，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老师、同学接触。女孩子应该进女校，因为既上学就应该集中精力念书，不可外务。现在学生们的周末活动很多，绝不会没有碰到男孩子的机会，她说自己做学生的时候，周末也多半是呆在学校里(美国60年代后期，男女分校已改为男女合校，或者采取男、女校之间教学合作，允许互相选课的方式)。

    从中国人到美国留学这个话题，我又提到中国留学生的第二代子女学习中文的问题。她对这个问题的兴致更浓，而且非常风趣地指着自己说：“对这个问题我是有亲身体验的专家。”

    她说她9岁到美国上小学，21岁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，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，又从头学中文，曾深受其苦，因而对留学生子弟学中文的困难十分理解，也曾多方设法帮助留美的亲友们解决这个问题。她本人每年暑假都把外孙们接到台湾住上几个月，安排他们跟中国老师和小朋友一起生活，说中国话，吃中国饭，看中国电影，学中国文化。她谈得兴致勃勃、眉飞色舞，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母爱。

    听她谈到自己，我这个做父亲的也不免怦然心动。我很坦率地告诉她，所有留美华侨，包括我自己，都希望能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，可惜费用太高，一般人负担不起。

    她沉吟片刻，真诚而郑重地说，她要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周书楷打电话，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听说后来她果然和周商谈了这个问题。周认为第二代华人子弟都是美国公民，美国也有义务帮助解决这些孩子暑期出国学习的问题，并据此与美国政府进行了交涉，美国国务院居然同意赞助此项活动。据说此项活动至今仍在继续。蒋夫人千金一诺，是做了一件功德之事。

    接下来蒋夫人又亲切地询问起我的家庭情况。我告诉她，当天早上我们一家吃早饭的时候，我跟10岁的女儿惠纯和8岁的儿子惠程说，我下午要去采访蒋夫人。没想到纯儿突然问我可不可以替她向蒋夫人提一个问题。我的话使蒋夫人感到很好奇：“这太有意思了，她要问我什么问题。”我说我的孩子爱看小人书，我认为这是浪费时间，没好处，为此常和孩子辩论。没想到纯儿竟要以此请教她认为权威、而且一定会站在她一边的蒋夫人。蒋夫人听了笑着说：“好的小人书看了有益处，比如说外国的《白雪公主》和中国的《孙悟空》，都是有教育意义的。”

    讲到这，她兴致勃勃地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：她决定在台湾成立一所残疾儿童疗养院，预计每年可收容1800名儿童。孩子入院时，母亲也可以一同入院接受护理培训。说着她起身走进另一间屋子拿给我一本计划书，同时又送我两本装帧非常典雅、考究的画册，一本是她自己的画作，一本是蒋介石以行书为她撰写的《蒋氏慈孝录》。我听说她师从蓝荫鼎学画颇有成就，今天有幸读到她的作品，更感难能可贵。

    我看了看表，不觉间已经谈了两个多小时。吃完两盘年糕，又得珍贵馈赠，可谓满载而归。我起身告辞，握别前我指着茶几上的那盆腊梅问她：“这是从台湾带来的吧”她微笑着点点头。